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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个更为确切的直接原因就是在说明中阐明的：设立国家宪法日的目的，不仅是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诞生，更重要的是为了增强全社会的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加强宪法实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三是直接选举的范围局限在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地级市到全国人大代表均在下一级人大代表中通过间接选举方式产生。综上分析，人民代表大会实际上是将人民主权的政治问题法律化，如何进行民主机制的法治建设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核心要素。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法治化问题实际上包涵两个层面，一个是公共（人民）层面，一个是公民（个体）层面。因为在现行技术条件下，选举可通过共享平台机制联名发声，并且现行人大代表的选举过程完全可以采取信息技术方案。十九大报告提出党要全面增强执政本领，其中要求之一就提到增强改革创新本领，保持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推动工作，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公开、参与、合议都是民主的重要程序保障，利用新技术就是最大限度地让每位公民知情、参与和表达意见。为了实现实质法治中的民主价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的关键应在于加强民主程序的制度建设，也就是除了对民主实质的规定之外，还需对人民民主过程的形式——程序的法制化予以确认。

总体来看，西方天赋人权式的人民主权呈个体式与防御性特征，实际上是将政治国家置于对立层面，试图通过人民主权的概念来建构一整套限制公权、保障私权（自由）的模式。最后，在宪法原则上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在实际的宪法规则上权力属于人民代表大会。从这个角度看，美国人确立宪法日绝不是从器用的角度强调宪法中实效的实施问题，而是从道体的角度强化美国宪法中荣耀的神圣性。

相反，如果在器用层面强调美国宪法实效的当下性，那无疑是对美国宪法神圣性的祛魅或解构。而这种理念无法从器用的角度来把握，而必须从道体的意义上来把握，而把握道体的学问大多是哲学、诗歌、艺术、宗教之类的知识。这种实效的法理逻辑所形成的宪法观，被杰斐逊完美地加以阐述。我们决不能把修改宪法过程中忽略法定文本并修改没有法律效力的工作文本看作一个简单的法律错误，而应该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个错误，并追问为什么面对如此严肃的宪法修改问题，修宪者竟然犯下如此低级的程序性错误。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将1982年宪法理解为一张不断擦拭、反复书写的羊皮纸，其中有些字句和条款是古老不变的，有些是经过不断擦拭书写的，有些是刚刚写上去的。因此，如果我们要捍卫法定文本的法律权威，那么1999年修正案第16条的正确表述就不应是对宪法第11条的修改，而应是对宪法第11条和1988年宪法修正案第1条的修改。

希望我们法学界能够从这里入手，将中国宪法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用我们惯常的话来说，工作文本只能算作研究和工作中使用的内部粮票，不具有普遍通行的法律效力。他根据每19年就是一代人的自然更新，提出在每19年终结时，每一部宪法和法律都将自然过期……如果宪法得到更长时间的执行，宪法就成为暴力的法律，而不是权利的法律——因此可以说，每一代人事实上都有其废止权，惟其如此才得以自由，如同宪法或法律明文限定在19年。现在施行的就是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把12月4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是合适的，更具有现实意义。

然而，我们的宪法修改竟然一而再、再而三地修改一个在法律上没有效力的文本，以至于我们宪法中的修正案从来没有经过法定程序的修改，可在宪法实施中很多宪法修正案却已经失效了。由于涉及 道体的根本问题，中央组织四大护法对香港法院进行公开批评，最终迫使香港终审法院罕见地做出包含更正声明的第二次判决，自己用判决书来纠正自己的错误，这在法治秩序中应该是绝无仅有的现象。由此，通过立法将这一天确定为宪法日，也是顺势而为，自然而然了。这样，我们就避免遭遇两种修宪方式的双重缺陷，反而可以充分发挥两种修宪方式的双重优势。

法定文本与工作文本的区分恰恰意味着这个法定文本只是作为法律权威的依据而被藏在图书馆中，甚至被看作 束之高阁的文本，而在宪法实施过程中真正使用的反而是工作文本。可以说，美国宪法在全球扩张始终是在道体意义上的扩张，而不是美国宪法在器用层面对这些国家的约束。

本文来源于《地方立法研究》2021年第6期。而一旦经过这些法律程序的认可之后，那么工作文本这个概念也会随之丧失意义，也变成法定文本。

因此，在这个会议上与大家一起讨论宪法纪念日的问题就再合适不过了。每个国家都应当从自己的文化传统出发来寻找其宪法的道体与器用。这两者的区别就在于英国内阁的权力是由国家法律赋予的，而女王的权力不是由国家法律赋予的，而更多地来源于类似自然法这样的高级法，来源于漫长的传统，尤其英王的权力往往是由宪法惯例确立起来的。法学界曾经就宪法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实施，产生过热烈的争论，以至于规范宪法和实效宪法这对概念也成为宪法学的基本划分。用一句话来说，香港回归之前，全国人大颁布了香港基本法，规定立法会是香港特区的立法机关。如果我们将法律实效的器用逻辑贯穿到底，就会遇到新的难题：1982年通过的宪法文本有很多内容已经被后来的修正案所修改，甚至出现了修正案修改修正案，那么1982年宪法中的很多内容乃至修改这些内容的个别修正案都已经不具有实效。

这个案件很有意思，我略过相关的事实和法律问题，直接讨论争论的法律关键。甚至法定文本与工作文本这两个概念的区分本身就是一个学理区分，而不是依照法律规定而区分的两种不同的法律文本形式。

因而，1954年宪法才真正是我们国家制定的第一部宪法，这部宪法是在1954年9月20日制定的。尽管这种小修模式保证了1982年宪法文本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但由于宪法条款不断被修改而丧失实效，这种将实效宪法与失效宪法混合在一起的宪法修订模式，导致修改之后的宪法文本在实际使用中很不方便，甚至产生很多歧义。

对于任何伟大的事物我们都应当怀有敬畏之心。宪法固然有器用的内容，但更重要的是，宪法在法治秩序中承载着道体，是从道体向器用的过渡和转化。

比如一战之后，世界各国纷纷学习美国，开始制定成文宪法。那么，我们继续回过头来看，我们中国是如何处理宪法修改带来的革命性与连续性的内在张力。这个案件的法律争议就在于临时立法会在香港已经是一个具有实效的立法机关，但它在香港基本法确立的规范体系中，究竟是不是一个有效的立法机关?这就是要审查临时立法会的合法性问题。如果从实效宪法的角度看，那么，我们当下真正有效的宪法乃是经过历次修订的宪法，而不是1982年12月4日通过的那个宪法文本。

设立宪法纪念日说到底不是单纯地为了纪念过去，而是为了更好地关注当下的宪法实施，更有利于推动法制宣传的普法目的，从而让人们遵守宪法，实施落实宪法。这两个文本的区分实际上是 大修模式与小修模式之间的一种妥协。

然而，如果要从器用层面的法律运行上升到道体层面的宪法核心价值乃至宪法的根本制度，那我们就不能不回到1954年宪法所确立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以及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基本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些更大的问题显然不是这里能够讨论清楚的。

从法理上讲，两个宪法文本中，法定文本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正式通过并公告的宪法权威文本，而工作文本仅仅是工作人员或研究人员在日常工作中为了方便查阅而使用的文本。具体可以有两种办法： 其一，全国人大在表决宪法修正案时，可在修正案的正文后面附上根据修正案修正的工作文本，这就意味着全国人大虽然在表决通过修正案，但同时也是在表决通过根据修正案修改之后的新宪法全文，实际上也是对此前有效的宪法内容的再次确认。

因此，尽管宪法工作文本形式上缺乏法律效力，但修宪者在深层的集体无意识中，始终将这个工作文本看作真正发挥实效的宪法文本。比如，规范私营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关系的《宪法》第11条经过三次修改。三、宪法实施:宪法的革命性与连续性 宪法实施问题不仅涉及宪法在道体与器用层面的区分，而且涉及宪法的当下性与普遍性、革命性与连续性。从2001年开始，12月4日这一天就被中共中央国务院确定为全国法制宣传日，从此，每年的法制宣传主题也基本上与宪法和法治问题有关。

对于这个争议，全国人大有关机构最后研究确定，仍采用修正案的方式，但出版两个文本：一个是1982 年通过的宪法并附修正案。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一个通过法学话语不断生产出来的关于美国宪法连续性的现代神话：美国200多年来依靠一部宪法来治理国家，而美国宪法的神圣性就体现在很难对其修改，并且即使修改也只能通过增加修正案的模式来修改。

可以说，这种在一张纸上反复书写，恰恰展现了中国宪法内在的连续性和革命性。由此可见，区分法定文本与工作文本的确体现了我们中国人在处理道与器、经与权、原则性与灵活性、连续性与革命性的实践智慧。

我们之所以强调要法治而不要人治，树立宪法的权威而不是个人权威，归根结底不是基于器用层面的功能性思考，而是基于道体层面的正当性思考。因此，当我们从宪法实施或发挥实效的意义来强调宪法纪念日时，恰恰凸显了宪法不过是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律，强调其实定法的特征及其背后的国家权力保障的暴力特征，从而在器用的意义上希望公民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